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高级响应。依靠人民是我党在任何时期都最为重视的工作法宝，搞好疫情防控关键是要打一场人民阻击战。突发疫情考验社会治理能力，充分暴露现有治理短板，为下一步工作提出警示。

  总体上看，全国各地区的基层疫情防控存在两种形态：第一种是中西部地广泛采取封路、封村甚至封户等“硬核”措施，第二种是以江浙沪为代表的沿海地区采取技术化治理方式。两种防控方式都取得一定效果，但也暴露出巨大问题。

  “硬核”治理方式，主要手段是停止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禁止流动，停止社会运转，极度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造成社会恐慌和社会心理创伤。据新闻媒体报道，作为疫情重点区的湖北黄冈发生了家人被隔离后17岁脑瘫儿在家死亡事件。刚则易折，极端事件暴露“硬核”措施背后的基层治理薄弱之处。近年来，国家向农村投入大量资源，基层主要工作是“搞分配”，组织动员群众的工作变少，基层组织浮在人民群众之上，基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能力严重变弱。

  过去一段时期，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基层治理创新，重点是精简乡村基层组织，规范基层干部作风，细化工作流程等。疫情突发后，缺乏有效手段，不得不采取各类强硬措施，控制了疫情，但也在“民心”上失分。东部沿海地区地方财力较好，一些地区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基层网格体系，较好地应答了突发疫情。不足之处在于，网格体系主要是依靠网格员和基层干部等“公职”人群，居民被动地享受“服务”。下一步农民工向东部地区返流，会对这套技术治理体系提出严峻考验。

  随着节后经济社会生活逐步复苏，疫情防控将进入新阶段，现有的“管死”体系面临失效。下一步疫情防控需做好群众动员，在技防和人防的基础上，扩大群防，从以切断病毒扩散和病人救治为主的歼灭战，转向以群防统筹人防技防的人民阻击战。待工作结束后，还需重新演示疫情防控过程，总结经验，寻找短板，检视不足，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体系，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

  不少专家判断，新冠病毒疫情传播会在元宵节前后发生拐点。距离元宵节不到一个星期了。元宵节会如期而至，拐点会不可能会出现?能不能提前?这场阻击战正打的焦灼。

  打消耗战，前提是耗得起，己方力量超过对方，其他条件也超过对方，耗下去，我不胜，敌人自败。如遭遇战中，我方有大队人马在后头，打个消耗战也无妨。

  其次是持久战，毛主席的神作，运用于抗日中，依靠两个条件：一是空间大、时间不急，空间换时间，矛盾会推动事物变化，时间会改变敌我处境;二是人民群众基础，通过战斗动员群众，越打越团结，越打越坚强，越打越广阔。

  再是消耗战，类似七伤拳，十分惨烈，可用于战役，最好不是战略。谁都不喜欢打的血淋淋一片。

  从1月20号，习对疫情防控作出指示后，各省迅速响应，启动疫情防控。距今过了差不多两个星期。从首发地武汉和疫情重点区湖北省来看，地方政府投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当前病毒感染人数继续攀升。武汉市确诊人数在前几日稍放缓后，这两天出现增高。

  从前期的情况去看，武汉市和湖北省等将最主要的医疗资源投放在病毒感染引发肺炎的治疗上。全力救治病人是政府职责所在，也疫情防控战的最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的一点是，资源有限。当几乎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救治后，疫情防控怎么办?

  有信息表明，新冠病毒通过呼吸道、接触甚至粪便传播。但是万变不离其综，总要是通过人这个载体实现传播的(据说中间宿主没找到)。被感染人，有症状和没有症状的，包括潜伏期内，都可能具有传染性。这很麻烦。

  发展到现在阶段，主要传染源应该是未确诊的人。因为确诊病人会被医院隔离。随着武汉两座新建医院的逐步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收治确诊病人的能力提升，病人将更多地进入隔离病房，他们不再成为传染源，或者说不是社会上的传染源。他们有可能传染给医护人员。

  整个战线中，最薄弱点是疑似病人。这部分人没有条件迅速完成检查，他们中的感染者成为移动传染源。

  当前，武汉市、湖北省和其他一些省市，将有限的医疗资源放在确诊病人救治上。一定要全力救治病人，这是前提。问题是，疑似人员中存在大量感染人，他们会感染其他人，造成发病人数快速增长。

  其结果是，涌入医院的确诊病人慢慢的变多，医疗资源被更快消耗。可能这是武汉以及湖北总是“告急”的原因。

  不切断病毒传播，不控制传染源，疫情就是个无底洞，多少医疗资源都会被耗尽。包括医护人员被感染也会慢慢的多。

  前期，防控的主要措施是减少人口流动，封城、禁行、闭户，让人不要出门走动。这些针对正常人。但是没解决疑似病例的问题。因此，打的是一场消耗战。

  春暖花开是战斗来的，不是等来的。不可能让我们的经济社会活动一直停到夏天，等高温来消灭病毒。

  停工停产停止消费，企业受不了，社会受不了，民情也受不了。要掐着时间打，速战速决!

  公开报道显示，2月2日，湖北省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实行先隔离再检测、再诊疗，并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等建设隔离场所。

  在做好避免交叉感染的前提下，将疑似病人集中隔离，快速检查，确诊后立刻收治。这对于已经感染者是方便尽早医治，对于没有感染的社会大众是保护。

  过去一段时间，将医院变成了战场，战火蔓延，甚至感染医护人员。战术有失误。

  希望通过疑似病例集中隔离和快速检查收治等措施，将战线像前方移，主动出击，切断病毒传播扩散。

  打一场歼灭战，是通过消灭敌人来保存自己，同时救治被感染的“伤员”。前线的仗打好了，后方才能更安全。

  我是一名在武汉居住学习有七年的一名研究生，现正在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的家中自我隔离。长期在武汉生活的我对武汉一直有深厚的感情，来武汉工作学习的人也是非常多，我在这里也认识了一些武汉朋友还有留汉的同学。这次疫情从12月份媒体在微博上报道到今天我即将居家隔离结束以来，我都在密切持续关注。我是从疫情全方面爆发的21日那天中午离开武汉，当天乘济南到昆明的高铁返回我的家乡贵州贵阳，从12月底看到新闻到刚回到家我长期处在一个比较担忧的状态，但回到家之后自我隔离的14天中，一切与武汉疫情有关的事却大部分只停留在新闻报道和微信群聊里。

  从12月31日看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以后我开始担忧，15号我爸看到电视报道打电话叫我赶紧回家，由于前期我一直买不到车票只能待在学校学习，直到抢到21号车票悬着的心才稍微放下。但21日武汉疫情全方面爆发之后我又担心不能回家，在寝室里询问了当天比我早出发几小时的同学武汉站有没有测量体温，他告诉我他那辆车暂时没有一点检查，我才惴惴不安出发回家。一路上戴口罩的人变得多起来，地铁上大家基本没人说话，直到高铁发车驶出武汉我才慢慢放松下来。

  原本以为回到贵阳我会遭遇什么特殊的待遇，在贵阳的同学说可能这边出站会有体温测量，但当我出站时并没有一点需要“过关”的地方，我的闺蜜开车来车站接我，在我再三叮嘱之下她们成为人群中唯一戴口罩的人。在车上我们聊了武汉的疫情，我不敢随便宣传只是提醒她们出门千万戴口罩勤洗手，最好还是不要出远门。但我的话好像没什么作用，她们一家两天后还是顶着全国疫情爆发风口下开车去了湖南过年。下车后走回家里的一小段路上，戴着口罩的我被周围人当怪物一样盯着，街上的人好像没有正真获得任何消息，依旧照常生活。

  21日当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向父母说明武汉的疫情情况及我在武汉的生活情况，随后出于谨慎我主动提出跟父母隔离，吃饭分餐用公筷各洗各的碗筷，饭前餐后洗手，这半个月尽量不出门。第二天我跟我爸还去了一趟家对面的五医看我的肠炎，当时街上零星有人戴口罩，我们一路上被很多人奇怪地看着，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脸上疑惑的表情让我很无奈。医院里人不多，给我看病的主任还没有戴口罩，简单地给我看了下开了药叫我顺便做个便检再开一副药，当时我已经上过厕所便说第二天再来检查。走到医院门口导医台我们在那挤洗手液，正好有两男一女没有戴口罩过来询问护士，中间的中年男性面红耳赤说自己发烧了，我们正好站他们旁边，护士不急不慢地问他症状，我拉着我爸赶紧回家去，以免多生事端。

  第二天大年三十一早我爸的手机便没有停过，先是街道办事处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做了电话姓名和家庭住址的登记之后就闲聊了几句，然后是居委会打电话又问了一遍信息闲聊之后挂断。我爸因为他们的询问开始担心叫我每天一早一晚自己量体温，然后打电话跟我姑说今晚不去吃年夜饭了，我们自己在家隔离，我姑劝说了一会后我爸解释万一我真带了病毒感染其他人就不好了，就这样我姑也不再劝说，但开着车带了够我们吃半个月的食材送到我家楼下，我爸等她们走了才去拿。

  第二天我爸又接到街道办电话，说现在实行属地管理规则把我们的信息转给了我们现居地的冠竹苑社区，闲聊几句之后挂断。转到新社区之后我家门上不知道在哪天早上被贴了一张温馨提示宣传单，提醒居民们出现了新冠病毒肺炎，让我们注意卫生佩戴口罩并且扔到专门垃圾桶。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任何防疫相关的信息，我家住在旧的开放式小区，没有小区大门，没有物业没有保安，我爸也没有一点的业主群、居民群或者类似外省的武汉有关人员群，之后再没有人打电话询问我的事情，也没有网格员上门测量体温。但是新闻里又播报着贵阳市是怎么样才能做好防疫措施的，包括社区网格员登记测体温线上通知，我爸看到新闻以后很生气，说信息转了以后根本没有人做工作，连个电话都没有。为此我和我妈还责怪他不要给政府添乱，你自己在家隔离得好好的，干嘛找别人麻烦。但是在日复一日的防疫新闻报道中我爸妈越来越恐慌，一会不让我回去读书，一会建议脆不要在武汉读书，为此我还跟他们吵了一架。

  在21日回家之前武汉市基本没什么防疫措施，全靠我们自觉，一般老百姓信息不如上网年轻人这么通畅，仍然依赖电视等官方正规的信息渠道获取咨询，当时15号才有电视报道，很多人连采取一定的措施的意识都没有。回到家之后贵州省的确诊人数从我到家3例现在攀升到了56例，市区的防疫工作给我的感受是不太明确的，电视上播报的仅仅是一些新的封闭式小区，能够有一套完整的比较的防疫措施，据物业介绍他们每两小时对公共区域做消毒，电梯放上卫生纸供业主免触碰乘坐电梯，小区门口保安会对进出的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并且不允许陌生人入内，必须要有业主出来接才能放行，业主也不应该帮助陌生人进入小区。做的最好的是贵阳市花果园社区，社区联合了公安局、物业和业主代表组成了4000人的防疫队伍，在每个社区的出入口，一般有六到七个出入口，进行了设点检查，针对所有出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并且上报所有外来车辆信息，24小时全程监控小区人员情况。

  对比之下，很多老旧小区就没有这些措施了，除了在门上粘贴的温馨提示之外连电话都没有。大部分老旧小区属于开放式小区，没有小区大门，没有保安，单元楼也是开放的，没有物业公司，仅仅只能依靠居民主动直接与社区联系完成防疫，但大部分人甚至连社区手机号都不知道，我爸也是通过114咨询电话要到他们的座机，打了之后也没有人接听。贵阳市属于老城区，大部分小区都是这种老旧开放式小区，前几年新城区开发一部分居民搬走了但户籍所在地没有更改，老房子一部分租给进城务工人员，一部分留给习惯老城区生活的老年人居住，前者的流动性比较大，在疫情这类事件爆发时信息采集是最困难的，属地管理原则下社区需要联系户主再联系租客，而户主的信息又在新城区社区，有必要进行信息统计和交接。后者大部分属于信息闭塞的老人家，不会上网不知道疫情，社区的排查工作如果通过线上进行这部分人群就被遗漏，一定要通过线下进行防疫宣传，但眼下连线上工作都没有更别提线下了。

  目前贵阳市的老旧开放式小区防疫工作基本靠自觉，家中有年轻人的大部分依靠年轻人在家庭范围内宣传疫情防疫知识，通过家庭群和社交群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传播，这就需要依靠一定的熟人圈子达到防疫的效果，并且网上信息谣言四起也通过这一种方式在散播谣言。我爸妈基本都是通过各种朋友圈和社交群得知疫情相关的信息，但其中参杂了很多不实报道，年轻人还承担起了辟谣的工作，每一次他们给我播报新闻时需要我帮忙分析或辟谣。那么在这个网络熟人圈子之外的人群又应该怎么办呢?而这部分人群一是流动性最大的务工人员，二是易感的老年人，这部分人群才是最需要防疫的。

  不同类型社区的防疫工作也是参差不齐，这完全依靠社区、物业和业主的团结，现大部分封闭式小区由社区和物业牵头有完善的防疫体系，并且能够在这类小区居住的大部分属于本地居民，流动性很小，防疫工作比较好做且隐患小。有的社区采取了集中隔离的方式，向所有武汉相关人员集中到定点酒店进行14天隔离观察，期间由社区提供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防疫物资。而我们家这类老旧的开放式小区没有物业且租户和老年人居多，这类小区的防疫工作相比之下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国家提倡线上工作但由于一些信息收集交接等问题线上防疫工作不是很到位，而线下基本没有措施，也是靠居民通过家庭防疫自觉采取措施。我家在基本没有社区防疫工作的情况下采取自我隔离自我防疫，每天的体温测量自行记录，主动向关心我们的亲朋好友报告情况并且宣传如何防疫。我家隔壁的两家都是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期间没有任何人来过，在家中自我隔离我们也只能自求多福。

  2020年的第一个月，最早源于自武汉的新型肺炎在短时间内蔓延开来，实时增长的确诊数字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从武汉回家的这段时间，网上的信息与舆论让人应接不暇，着实有一种被信息过度轰炸的疲劳感。在居家隔离的这段时间，虽然对此次疫情的各类消息都有所关注，但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源于熟悉的村庄的变化。

  刚开始疫情防控工作还没有深入各地方政府时，无论是在朋友圈还是在微博等社交平台，都出现了一群“吐苦水”的网民，这是由于两个年龄群体对疫情感知的差异导致的，“年轻人苦口婆心，中老年人无动于衷”，农村更是如此。不少网友为了劝说家人对此次病毒加以重视花招出尽，尤其是劝其戴口罩出门。事实上在农村口罩等外在防疫措施还属于次要工作，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在非常时期调适村民习以为常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减少村庄正常的人员流动。

  春节期间就是农村人情往来最密集的时候，而以我家为中心的亲戚圈子又是极其看重这种人情往来的。我是小年回到湖南老家的，按照惯例从小年过后就要开始与各家亲戚相互走动，轮流在亲戚家吃团圆饭，今年一如既往各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1月19日到1月22日期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事情已经开始发酵，“人传人”的传播方式也被证实了，不断新增的感染病例让我不安。出于理性考虑，我向父母多次提出今年不去其他亲戚家聚餐了，却被义正言辞地指责为无理取闹，拿人情开玩笑;我向亲戚们表达自己的担忧，但亲戚们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显然毫不在意，并安慰我说“当年非典闹那么大我们县也没啥事，这次也不会有事的。”夹在中间的我变得无比为难，在朋友跟我抱怨她从武汉返乡这一身份被人排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不算坏事，至少排斥背后传达的是对疫情开始重视的信号。

  1月23日晚上，当时我们正在叔叔家吃饭，村医打电话给我爸说要马上给我检查，于是当着大家的面，我接受了返乡人员信息登记，村医当时带着口罩，给我发了两张宣传单，是我们县对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健康自我防护告知书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科普传单，除此之外没有嘱咐任何事情离开了。在场的亲戚们开始重视了，对此议论纷纷，加上当时网上舆论日渐消极，农村亲友的朋友圈“标题党”盛行，不少亲戚也开始跟我一样处于应对疫情的理性与应对人情世故两难之中，但没有想到的是警钟虽然敲响了，亲人们还是碍于面子没有取消接下来的聚餐活动。直到村委等制度性角色的介入将“走亲戚”“互相串门”从私人事务上升为村庄公共事务，才给了大家一个正当化的理由打破这种春节期间的传统行为逻辑，止住了流动的脚步。

  基层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的确较为迟缓，1月23日我们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积极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排查登记的通告，各地村委会才相继进入“运动状态”。但就我们村庄来看，从常规状态向非常规状态的紧急转变整体上看是比较成功的，在我看来这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熟人社会中硬措施与软关系的有机结合、便捷的互联网日益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

  返乡人员排查和居家隔离工作无疑是稳定人心、防止疫情扩散的重中之重，主要是由每个村的办村干部、村干部和乡村医生共同负责，借助农村熟人社会中的人际网络很快便能完成排查登记工作，重点在于对从武汉返乡人员的家庭做好思想工作，使其自觉居家隔离。但农村人员情况复杂，对疫情重视程度不一，给开展工作的基层干部带来了挑战，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实时在位，因此出于村庄集体共同利益的考量，此时邻里的劝导监督对管理屡劝不听的人员显得较为必要。

  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农村防疫宣传工作，怎么宣传和宣传什么决定着将取得何种宣传效果以及引导何种舆论走向。我们村的宣传工作线上与线下同时展开，线上主要针对的是对活跃于村里各大微信群的中年用户开展的。平时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工作，对村庄事物和人员社会网络关系不甚了解，老年人的影响又在逐渐减弱，而中年人自然成为村庄的主干力量，这体现在疫情防控时期实际上是中年人在主导着村庄的舆论走向。原本村里就有一个由村干部主管由各家各户主要代表参加的专门通知和公布重要村庄事务的联系群，平时起着上传下达、联络群众的功能，而村干部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上动员这些中年活跃人群积极向周围的熟人网络转达官方渠道的消息，村民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既有利于强化守护村庄的共同体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实谣言在村庄里散布，消除不必要的恐慌。而线下宣传工作主要是针对不怎么接触网络信息的老年人开展的。事实上，老一辈的防疫工作不好做，老一辈自己有一套成熟的接收、理解和解释信息的方式，这样的形式是由贯穿其一生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所支撑的，与我们接触的科学话语体系不同。比如只有大喇叭和移动的宣传车循坏播放这种“土办法”才能使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等级，而对老年人进行单独劝导时基层干部也只能用“发人瘟，出门会死人的，就像之前我们村发鸡瘟猪瘟一样”这种不严谨但实用的生活话语进行解释，才能引起老年人的重视。

  总体上看，这次疫情在我们村经历了从刚开始的“干部防治”到“群防群治”这样一个动态过程。1月26日到1月28日，湖南省新增确诊病例100多例，我们县也已经开始出现确诊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如此快的情况下，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发布了对乡镇实施“六级隔断”的指令，即我县与外省外县之间隔断、县城与相邻乡镇之间隔断、乡镇与乡镇之间隔断、村与村之间隔断、屋场与屋场之间隔断、户与户之间隔断。而实际上在该项指令下达之前我们的村民力量已经被激发并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志愿者队伍，对村庄道路设卡，通过合理封路、设置路障等措施严控人员进出，至此，村庄从下到上呈现出全面戒备的比较有秩序的状态。不过，有些地方的村民采取沙土填堵等封村方式，耽误了紧急医疗队伍救治其他患者的宝贵时间，这也说明在应急情况下某些村民的自组织行为不一定理性和科学，仍需要基层组织及时掌握情况和加以正确引导。

  就我个人体验来看，我们村这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完成度很高的，基层工作过程中，不存在网上那种对涉鄂人员的不妥当对待，相反，基层干部对我们这些居家隔离者提供了很多生活上的帮助和关心。我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切不能忽视社会内部的团结，之前以河南村干部为代表的简单粗暴的“硬核”防疫方式引发了争议，或许在当时当地这些硬核方式对于劝导大多数村民引起足够重视层面有其合理性，但其决不能任其在网络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榜和社会倡导，这会强化公众对涉鄂群体的不当认知，加重恐鄂排鄂现象。工作需要做，人心也需要暖，因为被隔离的个体最终仍然要回归所属集体中生活。

  不过，在隔离期结束时倒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为平时管理方便，我们有一个武汉返乡群，隔离期间每天早中晚三次在里面视频汇报体温与位置，由村医和村干部汇总，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向另外一位年轻的乡干部同样进行早中晚三次的体温与位置汇报，有些繁琐却也能够理解。不过好不容易等到隔离期结束确实是不需要汇报给村医了，但不知为何还需要继续汇报给那位乡干部，于是我想询问清楚原因，但她可能误解成我不愿意配合工作所以有点情绪，后来沟通过程中解开了误会，我也了解到她们基层干部工作的不容易。她向我解释她情绪不佳的原因在于非常时期既要高效完成一线防疫工作还要应付上级繁琐的报表，如果还得不到群众的配合真的会很心累。“我们要上报一个表格，今天某领导给你一个格式，明天又换一个格式，后天接着换。比如一张表有明细有汇总，但偏偏还要你单独再来一个汇总，就加一个数字：总数。比如一个时间的格式，前天要你2月1日，昨天改2020/2/1，今天是2020.2.1。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是这一件事，我这边还负责全乡排查走访和汇总。乡镇工作就是这样，干部苦，干部累，干部还不能提要求提条件。”众所周知，基层工作人少事多，权小责大，在这种非常时期官僚体系更需要优化行政内部结构，让基层工作者轻装上阵，才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扎扎实实的服务工作中去。

  这次疫情防控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在极短的时间动员起所有基层组织来完成这场全民抗疫，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目共睹，然而应对每一次重大挑战也都是问题暴露的集中点，也必将存在巨大的反思空间。从十二月底算起，疫情已经持续一个月，或许后续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但全体社会成员上下一心、各司其职、共同担当，我相信一定能打赢这场抗疫战!

  笔者是一名武汉回川人员，从1月23日起到2月2日已经是我接受本村乡村医生疫情健康管理跟踪服务的第11天，在监测期快结束前，我与该医生就本村的防疫工作进行了一次长谈。

  笔者所在的L镇下辖18个村，但在2019年底进行了村建制调整，将原有的18个村合并为10个村，虽然在名义上村级名称改变，但在实际的运行中还未进行调整，当然也包括乡村医生的服务范围。L镇每个村都有一名镇卫生院管理的乡村医生，R医生则是笔者所在F村的乡村医生。R医生今年44岁，1998年通过上海市函授中医大专(即学校将书籍寄送到家，进行自学并考试)学习进入乡村医生职业，后于2006年进修了中西医结合乡村医生中专获得继续从业资格，现已从业22年。R医生原在RM村(人数较少的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因本村前乡村医生被村民状告赔偿离职后，于2014年调任到本村(本镇排名前三的大村)接手工作，平日里的工作主要是文件下达的14项服务，包括孕妇的早期管理、监测，新生儿家访、监测，慢性病管理，公共场所监测，0-6岁预防接种，死亡上报，健康教育等，由于本村是大村，所以每年可以获得3万多的工资，除了镇卫生院要求的工作外，R医生还在邻村开设了一个卫生室，为周边百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包括感冒、高血压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卫生室所需要的医疗设备都保存在镇卫生院，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到卫生院去取，而卫生室的药物都是从镇卫生院购买，对百姓实行零加价，而盈利的部分则由镇卫生院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点获得。

  上级部门现在对家庭医生的考核的其中一项是关于14项服务的知晓率，为了加大宣传，所以乡村医生的家访率得以提升，R医生介绍，由于之前没有此项考核，本村前乡村医生都是通过电话访问登记数据，甚至闭门造车。为了做好工作，R医生会对重点人群进行家访，尤其是重度精神病患者，例如本村有个低智力妇女，育有4名低智力儿童，由于自身没有医疗知识，所以拒绝接受接种和服务，为了做通该户的工作，R医生不仅常常进行劝说引导，也经常对该户进行关照，如赠送自家孩子不穿的衣服等，通过长期接触，R医生获得了该户村民信任，配合了医疗服务。除此之外，在微信等即时通讯应用普及的当下，R医生也于2017建立了预防接种群，进行通知与宣传，他也加入村内各生产队的群，与村民进行沟通与互动。通过日常工作，R医生对本村的村民的情况都较为了解，与村民几乎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R医生是从1月23日中午1点接到镇卫生院下放的武汉返乡农民工名单才正式开始本村的防疫工作，当时他拿到的只有一个人，截至到2月2日，本村重点人员共计10人，主要是停留或途径湖北人员，而这10人也就是R医生需要监测的人员。这些人员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进入乡村医生的监测名单，第一是通过公安系统直接下发，第二是通过村组排查后上报政府，再由政府告知卫生院后由卫生院下放。本村的排查工作是从1月26日开始的，笔者作为武汉回川人员是排查工作的重点人群，当时接受排查时，来了3车人员，包括分片到我们村的镇干部、公安干警、村组干部、卫生院医生、家庭医生团队以及卫生监督专干，他们在我家贴了三份文件，包括倡议书、通知和禁令，然后让我一个人坐在中间，一群人站在我的周围，问着我已经在县中医院和乡村医生处登记过的问题并录完像后叮嘱我不要到处乱跑就离开了，而在此次聊天中我再次向R医生询问了排查情况，实际上领导们是应该逐户进行排查的，但因为本村较大，共有600多户，居住较散，有的人家住在山上，排查时间较紧，只有两三天，所以“要全部排查不太可能”，就重点就排查了我们这些已经登记了的人群，而余下人群就由队长去了解。所以除了像我这样在册的人员，R医生对其他人的情况都是从村组干部和群众的互动中进行了解。实际上队长在人员排查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包括笔者本人虽然早已经登记在册，但在1月30日，所在生产队的队长还是到我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人员登记，而R医生告诉我，其实他与村组干部都是互动协作的关系，队长如果登记到人员会告知村医，而村医在信息了解过程中如果就查到重点人员也会告知村组人员，“这一次我是真的感受到众志成城，村干部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支持，如果我们在村里排查到未入册的人员，而负责登记该人员的工作人员就会被骂，我们是一个整体，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也都到“。R医生此次的工作主要就是对重点监测人群登记上报、进行体温测量、询问症状以及防疫知识宣传。一旦有任何的异常，村医就需要控制人员，并将情况上报医联体，到时候上面就会直接派人下来接收异常人员和与其接触的全部人员。

  虽然村里从1月30日开始整天都在播报防疫要求与规范，R医生也做了群众宣传与动员，但除了村里有严格管理的麻将馆不再有人群聚集以及聚餐略微减少外，本村人员几乎没有人戴口罩，也没有人自行消毒，甚至到了2月1日，上级部门才下放消毒水对村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并且每个生产队只有两背农药喷雾器的消毒水，来消毒的人说“我也只能到公共场所和你们这样人多一点的地方来打一下，山上一两户的就不去了”。在微信上和从武汉返乡的其他地区的朋友聊天，我时常发觉我们这边的疫情防控比较消极，例如他们还会有人送上口罩、体温计、消毒水等，但本村就没有，在笔者就此对R医生进行询问时，R医生告诉笔者，他给我的那支温度计都是其自费给的，每次来测体温给我体温计消毒的酒精也是其自备的，上级除了口罩根本没有再下放任何的物资，初四(1月28日)R医生去领取口罩时，还被告知下发的2个一次性口罩需要用3天，这次刚下放的4个蓝口罩和2个白口罩得用5天，一次性口罩用完以后就让村医们自行用消毒水侵泡并用紫外线消毒后再次使用!连每天面对重点人群的村医都需要如此节约物资，更别谈下发口罩给返乡群众了。R医生说在26日领导进行排查时，带了40个口罩，而他却因为发给我们这样的重点监测对象每人一个口罩都受到了上级批评，但如此情况之下，镇政府人员却从医院硬分走了几百个口罩，而排查那天R医生总共就只分发了5个口罩，其余的口罩实际上也是被其他排查人员给私自扣下了，所以稀缺的口罩就更稀缺了，也就更加轮不到我们这种重点人群来使用了，更别谈普通群众。连口罩都如此紧缺的情况下，防护服和护目镜简直就不再是村医能享受的，R医生告知笔者，我们整个L镇就只有一套防护服和护目镜，还只是用于乡村医生的培训演练的。“好在我们没有人有异常，万一要是有什么情况，以我们现有的这些设备物资可能会有烦。”R医生如是说。

  此次防疫R医生虽然知道个人防护不到位，但是春节期间因为面瘫在中医治疗的他坚持在了岗位，这第一是出于上级所给的压力“如果你怕，就关了你的卫生院，以后就不要干了”、“这是政治任务“、“通知就是命令”，第二是出于对自己“底网角色”的认知，“我们就是兜底的，前线的人风险更大”。此次的防疫工作强度比日常工作时要大，虽然没有对R医生的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却给R医生心理上造成了负担。第一就是群众的不配合，在R医生所监测的10名人员中“有9户都非常配合，但有一户十分抵触”，这一户是公安直接下发了名单的，原因是购买过途径湖北的车票，但实际上该名人员因为疫情的原因退了票，但上面的任务R医生不得不执行，对于村医的工作该户十分不配合，告知村医“你要是带不来派出所和政府的，你就不要来!”“你接触的人这么多，你来还弄得我们二次感染”，R医生也对其做过工作“这是政府的任务，你要不配合，就会拉入黑名单，对以后升职升学都有影响!”可该户仍对医生进行吵骂，打电话也不接，对此R医生只得将其退票的截图上报，由镇卫生院告知其不再对该户进行上门监测。其实从1月28日开始，R医生就告诉我每天两次的体温测量录一个30秒到一分钟的视频给他，然后他再登记就好，原因就是村里的干部告诉他“现在反对上门的人太多，弄个视频就好!”其实R医生觉得“你不接受也好，骂我也好，我该来还得来。”但百姓的不理解可能也有点让R医生心伤。就以今日为例，R医生从我家离开时已经是晚上7点36分了，可能在城市里是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间，但在农村已经黑到伸手不见五指，R医生的面瘫还没医好，却需要骑着摩托车在寒风中去到山上的最后一户监测对象家。视频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呢?以笔者自己为例，每次录制的视频只能保证自己的确是从腋窝下取出了温度计，并不能保证体温，而这个体温还是以自己上报的为准，对于那些本不愿配合的人以及瞒报者，我们是否切实做到了监测呢?在本村现有卫生资源的情况下，二次感染其实是有可能的，但错在乡村医生吗?

  “2009年之前都没有公共卫生服务，所以非典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我们当时连口罩都没戴，也没设疫情监测点，那个时候只有卫生站，主要是打预防针的，万一有什么情况就直接去看病就好”R医生告诉笔者说。虽然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仍有大量待完善之处，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总体来说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建设其实是在不断进步的，非典时期人们主要是通过自检来进行筛查，而现在却可以通过信息联网进行重点人员的监测。与此同时，人民的公共卫生意识也有所增强，非典时期作为乡村最具有医疗知识的医生都没有意识要戴口罩，而现在却出现了口罩难求的情况，其中虽然有舆论的影响，也是公共卫生意识的体现，并且也有意识减少人员聚集，例如笔者的母亲本来在初五的时候应该去参加同学聚会的，但因为我的武汉生活史，也就告知同学原因后拒绝了参加聚会，而我的奶奶也放弃了赶集。

  虽然非典时期，笔者已经读到了小学二三年级，可对具体的事实已没有记忆，但我再度谈起非典的时候都会有谈起大灾难的感觉，而R医生却告诉笔者“当时我们都是通过电视来了解非典的情况，知道哪哪哪又有多少的死亡数，我们也很少讨论，心里也没有很紧张。”为什么没有紧张感?我不由得再次发问，医生告诉我在他的记忆中“非典以前就没有大型传染病，有的都是之前在书上看到过的”，“现在大家有对于大型传染病的记忆，也必然会更加警惕。”是的，跟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已不再是往日可比的了，虽然1979年就已经改革开放，但像我们这种中西部农村，人类对于政策的敏感性并没那么强，政策的放宽也需要一些时间，在笔者的记忆中，到2003年，我的父亲外出务工都未到十年，但正是这部分的流动就能造成非典时期的大型传染，而17年后的今天，我们进入的高铁时代，1小时城市圈，所有的提法都在说明我们的强流动，加之每年最大的人口流动春运，势必扩大的传染的范围与人群，并且即时通讯的迅猛发展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使得信息的传播加快，信息的来源增加，官方渠道一旦不能及时有效透明的公布信息，人们就会淹没在信息的泡沫之中，不谈普通的农村群众，甚至具有理性辨别的人们都会在信息的浪潮中丧失鉴别的精力与能力，加之人们对大型传染病的记忆调动，疫情的紧张感就会在接踵而至的信息中膨胀，在持续的紧张后，紧张感就会日常化甚至消解，R医生今日就告诉笔者“我觉得没得好可怕!“，而我的母亲在隔离10天后早已消除了戒备心，今日竟在我睡觉之时还出门到一户远亲处聚了餐，但被我询问时，母亲淡淡的回我一句”都是一家人“!我也明显感觉到家人对疫情的讨论较前几日减少了，最多提到我们在重庆的社区现在还不让回。人们松懈的时刻，却是疫情潜伏集中爆发的最重要时期，如何重新唤起人们的重视，保持最后的警惕是我们此次攻坚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