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纸的故土，从东汉蔡伦创造纸今后，我国人一向运用的便是传统的手艺纸。跟着上海开埠，外侨连续带进了亮光挺括的机制纸，时人称之为“洋纸”。洋纸与我国的手艺纸各有千秋，但要上机器大批量印刷的话，传统手上纸因为纸质疏松、色泽纷歧，无法与洋纸比美。因此外商在上海设印刷厂，必定进口洋纸，或在上海设厂出产。

  眼看利权外溢，广东人曹子撝和郑观应等人方案在上海兴办机器造纸厂。他们向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窃查阅海关年结，洋纸人口日多，纸之资料细者出自旧絮、破布，粗者出白稻草、树皮，皆用机器、药水捣烂而成，处处可设，亟应仿办也。”李鸿章热心洋务，天然火上加油，同意建厂，名为上海机器造纸局（现天章记载纸厂）。

  其时杨浦已成为具有运营眼光的外国投资者和民族资本的首选之地。上海东北角的杨树浦短时期内跃变为近代上海工业重地，1 882年上海机器造纸局也选址杨树浦破土动工，占地12余亩，曹子撝、郑观应联络唐景星、李秋坪等人共筹措银两15万两，派作1500股，每股100两，一次收足。并延聘美国人托马斯·J·华特茨担任督造工厂，于1884年正式竣工。

  该厂设备先进，有我国工人100名，雇佣懂技能的洋人1名。据8月9日出书的《益闻录》记载：“本埠现有华商鸠合巨资拟设纸厂一所，已聘定美国某西人综司其事，悉数作纸东西皆用火枪机器。”置办了英国莱司城厄姆浮士顿公司1877年出品的多烘缸长网造纸机l台，有76英寸×48英寸烘缸8只，以及1英尺×2英尺锅炉4座，蒸锅4只，还有切布机、轧竹机等设备。

  但毕竟经验不足，工厂开业后诸事不顺，机器工作也不正常，又碰到日货很多推销，致使上手即亏，今后尽管改变出产方向，改产仿我国连史纸、毛边纸等一类产品，但仍未挽同局势，比年亏本，到1890年，已净亏本11.7 万两。上海机器造纸局被迫于1892年宣告停产。后又揭露登报拍卖，将该厂以贱价出售给一个外商地亚士，但这个行为却引起股东的强烈不满，他们在8月7日《申报》上联合发表相关声明，称：“上海纸局易主一书，殊为骇异，该局本奉李傅相同意集股，开设已将十年，不独官利分文未付，及未将亏折状况禀明傅相，知照股东，令忽易主，岂非私相授受。为此声明，有必要旧股议有端倪，方可交割，避免后论。”无法之下，厂方出资换回，改厂名为伦章机器造纸局，由何瑞棠、韩山曦、朱培初三人担任运营，但仍无很大改观，这以后停产多年，直到刘柏森接手租借后才有较大起色。

  刘柏森，江苏武进人，早年在上海运营纱厂发迹。1915年，他从四明银行租借下伦章造纸局。因为其时该厂几经易手，在债务人中以宁波人、人称“阿德哥”的虞洽卿受押最多，总计7万两，就由虞洽卿转押给四明银行。第二年，刘出资收买了伦章厂股票，并以股东身份换回产权，改名为宝源造纸厂（现杨树浦路408 号）。刘柏森拿手运营，除宝源造纸厂外，还运营着纱厂、烟草厂，是个工商界实力人物。宝源造纸厂第二年就开端盈余，在厂里任技师的是一个丹麦人，名叫博海生。1920年刘柏森又购入坐落浦东陆家嘴的日商篇章纸厂，将其改名为宝源造纸厂东厂，原宝源造纸厂改名为宝源造纸厂西厂。1926年两厂改组，更名为天章纸厂，仍设东、西两厂，刘柏森自任天章纸厂总经理兼东厂厂长，马瑞芝任西厂厂长。

  在刘柏森掌管下，天章纸厂延聘了化学家潘荣试制毛道林纸，获得成功。天章纸厂能够出产各种分量的道林纸，悉数契合印刷需求，产品被商务印书馆选用，一炮走红，出产欣欣向荣。洋商纸厂曾以削价推销的办法对天章厂施压，天章厂从进步产品质量和下降价格两方面做反击，比方恰当改善配方，削减木浆三四成，添加破布、纸边等边角料，既确保了质量，又下降了本钱，产品不只没有被洋商打倒，从上海一向出售到了全国。刘柏森多财善贾，手法老到，一二八淞沪战役后，公司制造遭到损坏，纸厂困难重重。不久战事完毕，纸厂从头开工，但一时因不灵，银行又来催款，厂方竞无力还账，也无力置办质料，刘柏森为此大伤脑筋。一日，英商白利士洋行派员来厂订货洋烛包装纸，数量大，时刻紧，刘柏森却欲取姑予，说：“厂里出产任务现已排定，再改出产洋烛包装纸较困难，除非价格进步，购量增大，至少200吨，每吨货价450银两，先付80%的定金，方予考虑。”英商洋行迫于急需，竞彻底承受上述条件，两边当日签订合同，天章厂一次收进16万银两，解了当务之急。

  30年代中期，天章纸厂联合民丰、华丰等建立造纸业同业公会，刘柏森被推为会长，陈蝶仙为副会长，天章纸厂成为上海华商造纸业的龙头老大。但其时外商洋行的进口纸销路节节上升，天章纸厂通过查询发现，因为进口关税不合理，进口木浆的价格比较来说较高，而进口纸张的价格比较来说较低，致使形成质料与产品价格不同不大，刘柏森与其他理事商议后，即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赴南京国民政府示威，要求添加进口纸张的关税，而木浆关税应予下降，财政部在细心考虑后予以采用。抗战迸发后，天章纸厂东西两厂均被日军接纳，期间印过据说是汪伪中储券所用的钞票纸。日本屈服后，国民政府派来接纳上海造纸业的人员中，有一位是以前天章厂聘用过的留洋专家，与刘家联系莫逆，因刘柏森现已在1940年病逝，天章厂的业务都操在几个儿子手里，遂录用刘子刘季涵为天章西厂（改称上海第六纸厂）主任，东厂则由国民政府另派人员办理。但天章厂是刘家多年的汗水所系，岂肯容易与人，遂提出发还请求，敌伪工业处理局放出风来，发还能够，但须对企业界“一半日股”有所告知，刘家无法只得打通上下关节，花费了约4000两黄金，终使国民政府发还了天章厂。刘家收回天章厂白营后，刘季涵任总经理，东厂厂长刘本勤，西厂厂长刘在勤，两厂约有工人1000余人。解放后，天章纸厂走上了公私合营的路途。1981年10月，天章纸厂与上海记载纸厂兼并，改为天章记载纸厂，是全国榜首家和最大的出产外表记载纸、电子打印纸的厂家。

  从上海机器造纸局到天章记载纸厂的艰苦创业进程，是近代我国民族工业在窘境中挣扎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上海社会天翻地覆变迁的历史记载。